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

。我是人。但是人在严酷的环境中,也会像巴克那样失去温顺。
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 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 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 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 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 夏。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我不愿意使他重新记起我俩在井下挨训的事儿,又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自嘲 他说:“昨天往车里装矸石时,把我那‘英纳格’手表,也装进车斗里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 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 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 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 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 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 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 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 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 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 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 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 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 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 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 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 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汀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 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 而失去安宁。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 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 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 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 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 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 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 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 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 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 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 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我迟疑了一会儿,对他说道:“你猜猜看,猜对了放你回你的老家杭州。”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捶墙。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 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 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 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 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 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 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 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 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 会手软的。”
我从我的邻居身上,再一次体察到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因为他与我在柴棚里 的谈话,被人听见转告了“何大拿”。“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来向我请罪。我明 白,他这老耗子,怕的是猫——那只猫就是王金柱(后来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茶淀 的监舍倒塌了许多,王金柱用肩膀扛着塌落下来的预制板,让别的成员先跑出房子。但是又 有预制板塌落下来,他被一根钢筋穿颈而过,惨死在大自然的灾祸之中。王大娘为此痛不欲 生)。
我答:“是的。”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 那 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 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 房契— 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 呢?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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