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

子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 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她也停下脚步。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她意志比我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 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 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 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 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
脱去了那块磨裆的布片,我当真感到免去宫刑之苦了。虽然这一切并非我的自愿,但是 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活正在驱使我这么表演。
完全是出于不折不扣的显摆,符××对我讲述了张沪自戕经过:昨天,她说她很冷,想 回我和她的那间窑洞,取点儿衣服来。经张丽华向上请示,获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 屋取衣服时,趁张丽华没有在意之际,她把一瓶夏天杀蚊虫的滴滴畏,塞在衣服里带了回 来。当晚,她背对着张丽华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当然,这是张丽华发现张沪死过去 之后回忆起来的,而非张沪的交代——她不能开口了,何医生忙了大半夜,竭尽全力对她进 行洗肠抢救,现在还在生死未卜的十字路口。“给你戴上手铐,是怕你重蹈张沪的反动旧 辙,你应当感激军代表和砖厂领导,对你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符××叙述完之后,不忘 对我进行劝导:“你老老实实在这间号子里呆着,你要是再擂墙敲窗,闹到军代表那儿,给 你戴上弹簧铐,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把利害关系跟你说透了为好!”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 咋样呢!”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 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 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 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 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 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 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 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 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 枯井。
王金柱体壮如牛,见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说他在东区,与我离得太远,不然早就来看我 了。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我与何大拿酒醉后殴斗的事儿,声言要为我拔冲(打暴不平之 意),好好教训教训那个臭贼。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王同竹过去是马列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记得在劳改队中,曾经在国庆文艺演出会上,动 情地朗诵过祖国母亲的长诗。陆鲁山过去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是他们4人中身体最好的 一个,在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和他曾在劳改队中同为一个篮球队的成员。在我的记 忆中,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与我都是独生子,并且都是早年丧父——是孤寡母亲把 我们拉扯成人的。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 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 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 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 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 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 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 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 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 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往前跨了半步。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 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 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 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 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 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 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 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 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 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 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 来:“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 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 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 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 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 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 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维熙。
维熙:   你何日归京?   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维熙: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文海荡双舟声声泥土歌字字心泉流愿做文苑草力学孺子牛何罪触雷霆五七竟成囚李白发碎叶(指李白发配新疆碎叶)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 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 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 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 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 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 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我“嗯”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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